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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中小企业,是如何走出数字化围城的?

今日律司

编辑于 202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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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复员转业的任正非看到了《关于鼓励科技型人员兴办民营企业的暂行规定》的红头文件,揣着辛苦筹集来的2万多块钱,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里创办了一家名叫华为的小公司;


1988年,在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工作的马明哲借鉴香港商业保险的思路,萌生了帮助“打工仔”们缴纳工伤险的想法,经过一波三折拿到营业执照,在蛇口创办了中过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


1999年,创立腾讯仅一年的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的商业计划书,在第一届高交会上到处推销自己的OICQ,最终引起了IDG和盈科数码的重视,拿到了腾讯成长史上的第一笔风险投资……


作为中国的创新之都,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深圳上演,每天都有一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走向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然后在时间的作用下孵化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商业巨擘。在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一棵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中,深圳也从小渔村奇迹般地蝶变成了国际大都市。


深圳的故事被许多人传唱,“去深圳”至今都是无数创业者的梦想,却很少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深圳?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让国内不少城市的经济按下了“暂停键”,首当其冲的正是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却是解构深圳中小企业崛起之谜的一扇窗口。

 

中小企业的“围城之困”


3月初的时候,有机构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除湖北以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超过90%,但中小企业复工率仅为60%。


稍微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有所了解的话,自然懂得这组数据的糟糕性。


当前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种种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包括减税降费、延迟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中小微企业贷款、号召物业减免租金等手段,目的无不是尽可能地帮助中小企业摆脱经营压力。


然而政策上的利好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发展轨迹。


正如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观点:“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由于大多数行业正在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边际成本的趋高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没有疫情的出现,内部效率低下的中小企业也将集体陷入增长停滞。


所以到了复工复产的第二阶段,工信部给出的大方向是“数字化转型赋能”,借机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力量。仅以制造业为例,根据有关机构的测算,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的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


问题在于,要不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一回事,如何行之有效的踏上数字化之路却是另外一回事。哪怕是在生存寒冬的威胁下,哪怕数字化转型已经是自上而下的趋势,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跳不出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认知上的瓶颈,对什么是数字化缺少清晰的认识;比如定位上的瓶颈,面临数字化的选择时找不到正确的对标对象;再比如思维上的瓶颈,习惯于用传统思维模式处理新问题。


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临时考中,深圳预料之中的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根据IDC发布的《2020中国小企业数字初始化指数》显示,70%以上的深圳小企业都拥有中等或是更高水平的数字化成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同时深圳的中小企业无论在管理、运营、数据或是新技术方面,数字化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之对应的就是深圳的经济活力,2020年上半年深圳的GDP比去年同期增长0.1%,成为首个转正的一线城市。其中稳中承压的中小企业,保持了不错的发展势头,上半年新增注册企业14.82万户,同比增长13.81%,每天新增约824家,使得深圳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215.26万家,占比高达99.94%。

 

对症下药的“深圳模式”


在帮助中小企业脱困的方案上,深圳的策略与不少城市大同小异:先是推出惠企16条等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然后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流动资金,比如惠及超10万户中小企业的贷款贴息。


不同之处在于帮助中小企业激发内生活力的数字化转型,诸如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等发挥了带动作用,整合了平安智慧城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组成的智慧城市“PATH”四大巨头的优势资源,形成了对症下药的“深圳模式”。


打个比方的话,深圳的200多万中小企业就像一辆辆奔跑的汽车,如何让这些车辆跑的更稳更远,深圳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帮扶:


第一,升级引擎。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小企业最大的短板还是人才短板,深圳的方法是将标杆企业的知识体系和数字化能力下沉给中小企业。


典型的例子就是平安智慧城市的知鸟企业培训综合解决方案。结合平安集团32年高速发展的智慧管理经验,平安智慧教育团队深入研究各类培训场景,打造了造知鸟智能培训一体化平台,涵盖智能做课、智能推荐、智能陪练、智能考试、智能直播、智能培训管家等智能应用场景,帮助中小企业构建自己的内部培训平台,通过长效的教育培训管理,逐步消除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瓶颈。


无独有偶,华为云也在深圳启动了帮助中小微企业智能化创新的“云泽计划”,内容就包括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将与十余所高校合作打造鲲鹏学院,同时还将通过华为精英班、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数据大赛等培养筛选专业人才。如果说平安智慧城市瞄准的是中小企业的内部培训痛点,华为云强调的是人才的外部赋能。


第二,加润滑油。弥补了人才和经验上的短板,深圳针对中小企业转型的第二个举措就是找到合适的数字化转型工具,用数字化的方式处理问题。


这个层面涉及到的产品有很多,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小企业的诉求。通用型产品如平安智慧城市的平安智慧法务,不仅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合同的在线智能审核、诉讼案件的全流程线上管理,还实现了法律风险、监管合规风险、反欺诈及反洗钱风险等智能风控模型 的24 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知识产权管理和在线律师咨询。


垂直型产品有腾讯、华为的在线办公产品企业微信、华为云WeLink,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远程办公;针对零售行业的中小企业,腾讯推出了小程序直播等功能,帮助企业进行零售的数字化转型;针对外贸企业、批发类企业遇到的问题,深圳还引入了阿里巴巴等平台为企业提供流量和工具支持……



第三,铺高速路。深圳中小企业集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大小小的创业园,通过园区的智慧化升级带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失为一条赋能的捷径。


比如腾讯云推出的“星·园计划”,尝试以园区管理运营方为纽带和服务平台,园区内的企业可以申请免费的云资源、免费 IT 架构健康度检测,参与面向园区内企业的行业闭门会等,多个维度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智慧化、数字化转型。


另一个例子是平安智慧园区,作为平安智慧城市布局的一部分,首先面向园区运营方提供数字孪生平台、园区服务平台、运营管理平台、智慧招商平台等服务,同时面向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员工等提供智慧办公、培训、律师服务、在线医疗问诊等灵活的组合化服务。既加速了传统园区的功能转型,也为园区内的中小企业打开了通向数字化的大门。


做一个总结的话,“深圳模式”的核心思路并不难理解,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应该漫无目的,毕竟试错往往是中小企业难以承受之重。深圳所做的就是给中小企业找到可以借鉴的数字化经验,并且提供合适的数字化转型工具。

 

写在最后


深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生长着一种名为榕树的植物,只要给榕树苗足够的时间,它就可以长出一片茂密的森林。


华为、平安、腾讯等都是从幼苗到森林的案例,深圳在回答如何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时,正是从这些森林的成长经历中借鉴经验,然后转化为阳光、雨露和养料,帮助新的榕树苗茁壮成长。


再来思考“为什么是深圳”的话题,除了这座创新之都一无既往的开放和包容,还有超前的大局观。就像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本就是智慧城市的模块之一,深圳巧妙地借用了PATH的力量,对平安、阿里、腾讯、华为各取所长,然后针对中小企业的痛点对症下药,找到了一举两得的最佳路径。


所谓“善谋者,大成于事”,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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