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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22-05-17
犯罪动机中，“家庭琐事”和“经济财产纠纷”也占比较高，分别占33%和13%。经济财产纠纷里，结婚时的茶水红包钱、离婚后未退还的彩礼钱等，都能成为“亲密谋杀”的理由。
7月5日凌晨，杭州53岁的来女士从家中离奇“失踪”。23日，警方通报，来女士丈夫许某某初步交代，其因家庭生活矛盾对来某某产生不满，于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害，分尸扔至化粪池内。目前许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月27日，四川安岳县公安局通报，一名屈姓男子报警称其妻子方某某于19日失踪。警方调查发现，报案人屈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据屈某某供述，19日凌晨，其杀害了熟睡中的妻子方某某。目前，警方已将屈某某刑事拘留，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8月4日，云南勐海警方通报，在云南失联二十多天的江苏南京应届大学毕业生李某月已被杀害，其男友洪某等有重大作案嫌疑。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洪某与张某光、曹某青在南京合谋，张某光、曹某青前往勐海县于7月9日晚将李某月诱骗至该县城郊外的山林中杀害并埋尸。
连续发生的“亲密谋杀”案件，引发人们极大关注。
亲密谋杀：“男杀女”占82% “女杀男”占18%
美剧《重案组》第一季里有一句台词，"It’s always the husband"，意为妻子遇害往往是丈夫行凶。现实生活中，近几年上海冰柜藏尸案、泰国杀妻骗保案等案件轰动全国。
世卫组织报告《了解和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数据显示，全球针对女性的谋杀案中，超过35%是女方的亲密伴侣所为；同时，由于许多国家的数据上报并不充分，35%这个数字仅是保守估计。
真的“永远是丈夫”干的吗？我们通过Openlaw（Openlaw的文书全部来源于裁判文书网）搜索了案由为“故意杀人罪”、关键词为“婚姻”的刑事一审判决书。在获取的3000多份样本中，我们以“故意杀人罪、夫妻、婚”为关键词，抽取了200多份仔细研读，共理出191件犯罪既遂案件。
其中，“男杀女”案157件，占总样本的82%，死者身份主要是妻子/前妻、女友/前女友，但也有女方现任伴侣、年幼子女、女方父母或亲属。“女杀男”案34件，占总样本的18%，同样也有将怒火烧向丈夫的女友，甚至自己孩子的情况。
犯罪者画像：他们为何杀人？
从我们翻看的191份判决书细节来看，这些“亲密谋杀”既遂案件中，犯罪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初中或小学文化居多，留在家乡务农或务工，甚至无业。
191个案件中，“女杀男”案件虽然只有34个，却有6个是出于“长期被家暴/纠缠恐吓”后反杀。与之相对的，157个“男杀女”案件中，仅有1例为男方遭受家暴后杀死女方。并且，“男杀女”案件中，双方往往已关系疏离，男方出于挽回关系未果，或者怀疑女方婚外情等激情杀人。
美国著名法医精神科医生 Park Dietz 曾总结过，亲密谋杀中，“男杀女”主要有四个动机，分别是：愤怒、害怕失去、嫉妒，或有自杀倾向。此类案件中，犯罪者因其中一条或几条叠加，酿成惨剧。
犯罪动机中，“家庭琐事”和“经济财产纠纷”也占比较高，分别占33%和13%。经济财产纠纷里，结婚时的茶水红包钱、离婚后未退还的彩礼钱等，都能成为“亲密谋杀”的理由。
“亲密谋杀”既遂案件中，如果双方育有儿女，则孩子成为最大受害者，可能同时失去父母。某些个案中，孩子甚至成为了被害者。例如，2018年发生的一起案例中，妻子因和丈夫关系疏离，且怀疑丈夫出轨，决定带着两个幼子自杀，以成全丈夫。
被判死刑的占比较小 94%的犯罪者被判处了10年以上刑期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1件既遂案件中，94%的犯罪者被判处了10年以上刑期。
而如果把Openlaw上的3000多份判决书都考虑进来，排除无关案件以及判决书较少的年份之后，我们共得到了2928份判决（2014-2019年）。将近3000多个案件中，犯罪中止或有自首情节的多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判至15年，无期徒刑约占30%。
“亲密谋杀”中，有少数犯罪者被轻判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除去犯罪中止或自首情节，判决里，大多援引了犯罪者已获得被害人谅解，因此酌情减轻处罚。如2016年的一起案件，夫妻长期不和，妻子在面条中投毒，对丈夫说“一起吃死算了”；丈夫没吃面条，妻子遂向公安机关自首，后获得丈夫谅解，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判处死刑的占比也较小，多为手段残忍、结果严重者。如2018年判决的一起案件中，夫妻因小事发生口角，丈夫盛怒之下失去理智，用菜刀连续砍击妻子致死，之后以同样手法杀害了年仅4岁的女儿，最终被判死刑。
曾经亲密的枕边人，结局何以至此？
刑罚之外：我们忽视了什么？
此次“杭州女子失踪”案，引发了很多人对身边“失踪案”的重新思考。引起社会轰动、媒体曝光的大多是情节恶劣的案件，但更多案件里，犯罪者和被害人的面目“模糊”，只能依靠判决书里的多方证词推测一二。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停留在农村的生活圈里，经济条件一般或较差。我们截取了一些案件中的被告人自述：
不管是受限于经济条件、传统观念，或是二者“双重夹击”，很多犯罪者的自述中都曾表露自己没有选择。
一方面，他们的婚恋观念极为传统。对很多人而言，娶妻养儿是唯一模式，家庭破裂意味着失去生活奔头。同时，传统观念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里，男性往往是话语权、“面子”更大的一方，女方如果违抗男方心意，甚至发生婚外恋情，男方容易出于愤怒或嫉恨，激情杀人。
丈夫杀妻女后自杀的案件较为少见，但同样反应了权力关系，男方把妻子和孩子视为自己的附属品，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
另一方面，经济条件或多或少影响着犯罪者。关系破裂后，已付出的彩礼、婚内财产纠纷就足以引发杀人案件。而因挽回关系未果引发的”亲密谋杀“中，犯罪者难以负担和他人重新建立家庭的经济成本，或失去养老托底的希望，也是部分隐形因素。
同时，也许是受限于判决书的文本类型，不管是“男杀女”还是“女杀男”，案件描述中很少出现外界力量介入或帮助的痕迹，甚至，即使一方曾经寻求警方调解或诉诸法律，最后也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
结语
从很多“亲密谋杀”案的判决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对当事人来说难以挣脱的底层困境：财力与观念的双重制约之下，犯罪者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对生命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则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
关注这类“情节不曲折、没有噱头”的案件，试图理解被告人，并不是体谅和容忍犯罪，恰恰是预防悲剧重复发生的应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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